苏东坡让药方“圣散子”之名变得天下皆知吗?
北宋绍圣四年(1097),苏东坡以琼州别驾的虚衔,被放逐到海南昌化军(今海南儋州)。当年,苏东坡62岁,到元符三年(1100)6月离开,他在海南岛生活了近三年时间。
儋州位于海南岛西北部,地处热带,天气酷热,境内毒蛇猛兽遍布;最令人恐怖的还有瘴疠和疟疾,疾病流行,时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据《儋州志》记载:“其地极炎热,而海风甚寒,山中多雨多雾”、“风之寒者,侵入肌窍;气之浊者,吸入口鼻;水之毒者,灌于胸腹肺腑,其不死者几稀矣”。难怪这里历代都被朝廷作为死囚的流放地。苏东坡到海南是抱定了必死之心的,然而,最让他感觉不能适应的还是这里的饮食习惯。
苏东坡在《闻子由瘦,儋耳至难得肉食》这首诗中,记叙了自己在儋州的艰苦生活,他写道:“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土人顿顿食署芋,荐以薰鼠烧蝙蝠。旧闻蜜唧尝呕吐,稍近虾蟆缘习俗”。子由,即苏东坡的弟弟苏辙。苏东坡听说苏辙被艰苦环境折磨得身体日益瘦弱,便写这首诗去安慰他,述说自己在海南的生活同样极为艰苦。
不但猪肉、鸡粥难得一吃,当地人的习惯还是顿顿吃薯芋。到他们家里做客,招待自己吃的好东西就是薰鼠和烧蝙蝠。“蜜唧”指的是刚刚生下来的小老鼠,当地人用它来沾蜂蜜吃,并视为珍馐。对这一食品,苏东坡听了都感觉头皮发麻,差点就要当场呕吐。不过没有办法,毕竟要入乡随俗,对蝙蝠汤啊、虾蟆肉之类的食品,他还是不得不要强忍厌恶,品尝一番的。
古时,物质匮乏,古人也只能因地制宜,从这些野生动物的身上去猎取自身生存必须的营养物质。这和人们今天出于好吃、猎奇,百无禁忌,贪吃野生动物,从而引发新型冠病毒疫情,造成灾难性后果的错误做法是截然不同的。
不过由此,也可见一些地方的中国人吃蝙蝠的饮食习惯源远流长,由来已久。只是现代的中国人早已没有这种饮食习惯,如今互联网上流传的一些吃蝙蝠的影像场景,大多是游客到国外旅游时记录的惊悚画面。
当前,全国上下正在进行着一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民战争,蝙蝠已经被科学家锁定为导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的罪魁祸首。回溯中国人吃蝙蝠的历史,作为文人雅士的苏东坡竟然也不幸添列在案。然而,如果我们从人类抗击瘟疫的斗争历史上去考量,就会惊喜地发现,苏东坡同样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抗疫英雄。
苏东坡被贬官到黄州时,赶上了黄州及邻近的州郡瘟疫流行,死人无数。黄州是今天的湖北省黄冈市,其邻近州郡也就是武昌、荆州等地,即今天的武汉一带。眼见瘟疫流行,生灵涂炭,苏东坡忧心焦虑,却苦无良策。
恰在此时,他得知自己的老乡巢谷家藏有医治瘟疫的秘方。苏东坡于是苦苦哀求巢谷拿出秘方,拯救黎民百姓。苏东坡按方抓药,广为施舍,无偿为患者提供药物,挽救了许多患者,“所活不可胜数”。(见苏轼《圣散子叙》)。
巢谷当时正在苏东坡家里担任家庭教师,他献出的秘方叫“圣散子”。他医治瘟疫的秘方是怎么来的呢?苏东坡在《圣散子叙》中没有交待。至于其疗效如何?到底治好了多少处于生死边缘的病患?苏东坡也是语焉不详。
据苏辙撰写的《巢谷传》记载,巢谷是眉山的读书人,教书为生,东坡兄弟从小就认识他,彼此是患难之交。后来巢谷在军队中与一个叫韩存宝的人一起犯了罪,他于是隐姓埋名,逃避在江淮间,直到朝廷大赦天下,他才敢现身。
苏东坡遭遇“乌台诗案”风波之时,巢谷不远千里,赶来黄州与之做伴,并担任了苏家的家庭教师。后来,东坡兄弟被贬官岭南,巢谷又不顾已经七十三岁高龄,万里步行,从家乡眉山赶往岭南,看望东坡兄弟。见到苏辙后,他还说要赶到海南岛去看望苏东坡。苏辙万分感动他的真情,苦劝他不必前往,结果巢谷执意前行,不幸染病死于路上。
“圣散子”是巢谷过去收集的中药秘方,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舍不得传与。巢谷把秘方传给苏东坡时,要求他对江水发誓,不得外传。苏东坡却并没有遵守誓言,为了济世救人,他把圣散的药方传给了当时的湖北名医庞君安,希望他能运用此方,拯救更多的病患。
元祐五年(1090),苏东坡在担任杭州知州时,“圣散子”又发挥了神奇的作用。当年春季,苏杭一带的流行瘟疫,苏东坡又拿出圣散子药方,命令下属按方司药,无偿分发给杭城民众,“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见苏轼《圣散子后叙》)。
为了防止瘟疫,苏东坡还发动民间捐款,支援抗灾。他自己以身作则,捐出黄金五十两,加上群众集资,创办了一所医院,名为“安乐坊”,专门用来收治贫苦的病人。据考证,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家公立的传染病医院。苏东坡派遣寺院的僧人去管理病坊,并且聘请了专业医生每天坐诊。苏东坡还制定规则,按照病人的病情轻重,分隔治疗,防止交叉传染。这些做法很快在全国各地得到效仿,有力地防止了疫情的蔓延扩散。
苏东坡不是专业医生,但他为官一任,关心百姓疾苦,视人民的生命重于泰山的担当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和尊敬的。可以说,苏东坡是我国古代医学事业的开拓者,是当之无愧的抗击瘟疫的时代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