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闭关锁国历史问题

鸦片走私

鸦片具有止泄、镇痛等功能，但长期使用就会上瘾。明代正德年间，鸦片作为药材输入。

早在明朝末年，已经出现瘾君子。入清以后，吸毒者有增无减。在清初已出现专门提供鸦片的烟馆，“将鸦片泡制成膏，然后斜烟丝入内拌匀，晾干为烟”，“以此射利”。

初吸鸦片，“晕迷似醉”，“能通宵不寐”。

“无赖恶少，群聚夜饮，遂成风气。饮时以蜜糖诸品及鲜果十数碟佐之，诱后来者。初赴馔，不用钱，久则不能自已，倾家赴之矣。”“是以少年子弟易堕其术，迨至年深日久，血枯肉脱，纵自知为鸦片所害，急欲止之，则百病丛生”，“乃至家业荡尽，称贷无门。”到乾嘉以后贵胄子弟、八旗兵丁、各级官吏都有不少人成为瘾君子，甚至就连宫中的太监也偷吸鸦片，历事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大太监张进幅吸毒长达三十多年，在张的诱惑下，不少太监开始吸毒。

其实皇太后对此也已经有所风闻，虽然下令严查，但经过林清之变以后对太监也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惟恐再闹出勾结教匪一类的惊天大案。

吸毒容易，戒毒难，许多瘾君子，“明知其害，不能绝也”，一日不吸，“则面皮顿缩”，“脱神欲毙，复饮乃愈”，“不可复救”。

为了帮助吸毒者戒毒，避免家破人亡的厄运，在当时流传着种种戒毒的偏方，但由于瘾君子们对毒品的依赖，所有戒毒偏方或被弃而不用，或浅尝辄止。

从雍正六年（１７２８年）就颁布了禁止贩卖鸦片、开设烟馆的命令。

至此，以进口药材为名的持续近两个世纪的鸦片贸易被中止。

在当时对华进行鸦片贸易的主要国家是英国，英国把在殖民地印度生产的鸦片就近运往中国。

一方面它用提供贷款鼓励印度农民种植罂粟，一方面在加工过程中“使罂粟的蒸晒和鸦片的调制适合于中国鸦片吸食者的味”。

英国鸦片商及英国政府在罪恶的鸦片交易中牟取暴利，一箱鸦片从印度运往中国可获利１８２０银元（一箱鸦片的成本约１８０银元，运至中国的售价为２０００银元），英国政府的税收中仅鸦片税就占４２．７％。

因而英国政府和英国鸦片商绝不会放弃这种罪恶贸易，只不过将其从公开进口变为秘密走私。

负责鸦片生产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令人把鸦片装入便于偷运而特制的箱子，运至加尔各答，拍卖给鸦片商，再由鸦片商偷运至中国沿海。

英鸦片商通过行贿清廷地方官员及负责缉查走私的巡船官兵，使得鸦片走私畅行无阻。

由于利益的驱动，鸦片走私日益猖獗。

乾隆六十年走私入境的鸦片已四千箱，到道光七年走私鸦片则超过一万箱，而至道光十一年（１８３１年）都突破了两万箱，迨至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年）已经接近３万箱了。

在鸦片大量走私入境之前，清王朝在对外贸易中，一直保持出超的有利地位。

中国的茶叶和丝织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销路非常好，远销欧洲、美洲及东南亚，但外国的呢绒却打不开中国的市场，每年从欧洲输入中国的银元约几百万。

乾嘉以后鸦片的大量走私入境，使得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开始从出超变入超。

为了支付走私入境的鸦片，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引起银价上涨。

而银价上涨必然引起白银与铜钱（又称制钱）比价的失调。

朝廷向官员兵丁发放的官饷是银两，而百姓向清廷交纳的钱粮也要折成银入库；然而民间交易，市场上的买卖，主要用铜钱。

因而银与钱的比价是否合理，是否稳定，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

清初，一两白银兑换铜钱一千文。

由于当时清政府禁止民间开矿采铜，从康熙收复台湾解除海禁后，每年都有上百万的银元输入，因而银价下跌。

到康熙晚年银与钱比价已变为１∶９００，至雍正年间已经是１∶８００，到了乾隆初年则发展到１∶７００。

然而到乾隆中叶，由于鸦片走私白银外流导致银价回升，银与钱的比价回升到１∶８５０，至乾嘉之际，一两白银能换铜钱一千三四百文。

到嘉庆时期银价已经上涨到一千六百文左右，使得百姓在交纳钱粮中为折银而负担加重。

从表面上看，清朝统治者并未曾加田赋，但在实际上却把银价上涨的负担转嫁给普通百姓。

如果说只是身边的太监抽大烟也就罢了，可眼下已经闹从事鸦片走私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仓库到银价一个劲儿地上涨，皇太后就是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做不到了，总得想办法解决白银外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