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历的渊源发展

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政府开始印制历日（历书）。据史书记载，唐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就有木板刻印的老黄历出现了。在这些雕印的历日之上，有关行事宜忌的内容开始大量出现。而此类丰富的趋避内容，先前则或因成本因素的考量，而未见于钞卖的简历中。

官印的历日在唐代相当受欢迎，甚至屡遭私印。如文宗之时，每年司天台还未颁下明年的新历，汉族民间所印的私历即已在市面售卖，文宗因此尝于太和九年（835)下诏禁私置历日之板。

由于历书是皇帝颁布历法的工具，所以人们又把历书称为“皇历”。

现在可以看到的我国最早的皇历，一是唐僖宗乾符四年(公元877年)印本历书，另一件是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印本历书，这不仅是现今世界上最早的刻印历书之一，也是极为珍贵的早期雕版印刷本，可惜均流落国外，现藏于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 现存最早的一本使用北宋年号的历日，乃敦煌所出的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残历钞本（编号为S612），此历除一般历日中常见的年神方位图外，前更列有《国忌》、《今年新添校太岁并十二年神真形各注吉凶图》、《推杂种莳法》、《周公八天水行图》、《九曜歌咏法》、《推小运知男女灾厄吉凶法》、《六十相属宫宿法》等较不常见的图表或歌诀。

北宋司天监在采用雕版印制历日之初，均是交由侯姓之民发售，但或因价钱较贵，以致汉族民间私印有所谓的小历者，每本只索价一、二钱。神宗熙宁四年（1071），施行新法的王安石为扩增财源，严禁私自印售小历，并由官府印制大历，以每本数百钱的高价发卖。 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为例，当年全国售卖的官印黄历（古人常称为“历日”）就高达三百多万本，平均约每四户列入户部缴税名册的人家，即拥有一本官方印售之历。绝对是该年全世界最畅销的单一书籍。而政府卖历的收入，更高达当年全国岁赋钱钞部分的千分之五！

所以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考量之下，无怪乎元律中会对私自印售历日者采取相当严厉的惩罚，其条文曰：诸告获私造历日者，赏银一百两。如无太史院历日印信，便同私历，造者以违制论。 然而部分偏远地区，因不能及时获得当年的官历，故私历的出现一直无法禁绝。汉族民间术家在重利的吸引之下，并为了满足大家对术数的高度需求，一直私下编印年度通书，它除了涵盖黄历的形式之外，还又再增添了不少与趋吉避凶相关的规则和内容。

清乾隆十六年(1751)，律例馆终于顺应社会的现实，议决准许汉族民间翻刻官印的黄历，且不须盖钦天监的印信，在这条新的法令之下，刊行黄历不再有违法之嫌。而许多选择家更开始公开树帜出版以己名或堂号为标志的年度通书，积极争夺这一广大市场。

于是，历书有了较大的演变，日历上内容十分丰富，除记载日期、干支、二十四节气表及相关的注释外，还印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朱子治家格言》，世界各国国旗、增广贤文、各种联对、谢贴、呈文诉状、汉族民间偏方、张天师祛病术、九九消寒图等等，琳琅满目。一本历书成了小百科全书，有人戏称，一册历书在手，可以“万事不求人”。

嘉庆二年(1797)，以继成堂通书为例，不仅风行于南方沿海各地，甚且销售到海外。

不过，黄历的术数内容常被批评为迷信。信奉基督教的太平天国颁行的黄历就删去所有禁忌，只注明节气与礼拜天；清宣统年间颁布的黄历，也禁止刊载宜忌、冲煞、方位、流年、太岁；而台湾日治时期的黄历，也只有“宜”而无“忌”；台湾光复后，又全都恢复了。 历书改革为“阴阳合历通书”。孙中山先生提出用西历，就是现在的公历。于是，黄历中又增加公历的内容。

古时历书系由钦天监发布，民国之后则是由五术、择日师排出“通书”，各地命相师可挂上各家堂号另行出版，或卖出版权由公私机关印行当赠品。

私人的书局也开始印皇历，有人就借用轩辕黄帝的“黄”字，把“皇历”改叫“黄历”，也叫“时宪书”，进而演义成黄历是由轩辕黄帝创制的。但其实这只是后人的编造。 千馀年来，黄历一直是中国汉族民间最畅销的书籍！丝毫未见遭时代淘汰的迹象。即使民国成立以后，在科学主义思潮的冲击之下，通书也仍持续发行，实在是出版史上的一大异数。如台湾地区每年印制的黄历大约为五、六百万本左右。台湾的黄历、通书大约三分之二都宣称是从两百年前福建洪潮和的“继成堂”通书传承而来；香港流行的源头则是广东“崇道堂”罗传烈通书。

不少现代人对黄历有很深的依赖。学者认为，黄历流行千年反映了华人因为生活的不确定性。通书中包含了大量与吉凶趋避或生活礼俗相关的内容，虽然在每一时代里，它都属于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出版物，但因中国人对择吉思想的笃信，导致选择术得以在时空上长期制约了社会中的许多活动（如建筑动土、丧葬喜庆、甚至选举登记等）。

故有关通书或黄历的研究，除有助于我们更具体地了解术数在社会中的传递方式和其影响的层面之外，我们也有很好的机会把它变成一把开启了解古代通俗文化和日常生活之门的锁钥，值得学界和民政当局给与较多的关注。